“非纳粹化”调查与柏林爱乐权利交接
【富特文格勒在战后经历了长时间的“非纳粹化”调查。无需否认的是，大师一直对切利比达克有着偏见，显示出大师心胸狭隘的一面，本文想还原那段历史，还原一个真实的大师！文字参考柏林爱乐乐团历史、富特文格勒法国协会资料、切利比达克生平与《笑傲乐坛》一书及其他网络上的资源，在此一并致谢，原文作于2007年1月。题图是1946年12月柏林，富特文格勒正出席“非纳粹化”调查委员会听证。】
1945年5月8日，第三帝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事基本结束。
当年5月13日，柏林爱乐乐团部分成员连同一些其他演奏家在乐团的总监汉斯.冯.本达（Hans von Benda）的带领下在勋贝戈地区议会大厅举行了战后第一场（小型）音乐会。
在柏林爱乐大厅于1944年7月29日被盟军的炮火夷为平地后一直到重建之前，他们比较正式的演出场所就是柏林的巨人宫，而此时的威尔海姆.富特文格勒还在瑞士避难。
柏林爱乐战后第一位临时指挥是出生在俄罗斯的雷欧.伯夏特。伯夏特年轻时曾经跟约瑟夫.约阿西姆学过小提琴，他的乐队指挥生涯开始于1933年前后，充当布鲁诺.瓦尔特、克伦佩勒等人的副手。1945年5月26日，伯夏特指挥了正式意义上的“第一场柏林爱乐音乐会”。与此同时，前苏联占领区内一场为柏林爱乐选拔指挥的比赛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来自罗马尼亚的大学生切利比达克凭着勃拉姆斯《第1交响乐》与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脱颖而出，成为比赛的最终胜出者。一场意外事故让柏林爱乐的指挥宝座交接变得顺利，伯夏特死于宵禁后的美军枪口。
1945年8月29日，切利开始登上柏林爱乐指挥台，演出曲目：罗西尼《塞维利亚理发师》序曲，卡尔.冯.韦伯《大管协奏曲》，德沃夏克《第9交响乐-自新大陆》。12月1日，切利比达克被任命为“一号（乐团音乐总监）许可证持有人”，对乐团的全部事务负有责任，有权任用或辞退乐手。12月2日美国将军拉姆森向切利发放了许可证，当时切利正在排练，柏林市市长阿图尔.维尔纳也在场。
1946年3月10日，威尔海姆.富特文格勒从瑞士回到柏林，接受“非纳粹化”调查委员会的询问（此情节在电影《Taking sides》中有详细叙述）。就在这天晚上，富特文格勒与切利比达克就音乐指挥、战后重建等问题进行了一次促膝长谈。
1946年12月到1947年4月，富特文格勒经受了调查委员会的长时间调查，身心疲惫。切利经常以一个晚辈的身份为“笨嘴拙舌”的富特文格勒出谋划策来应付委员会的盘问。有一次甚至还真诚地对富特文格勒说：“博士，你的乐队就在这里，现在交还给您。我从来没想过与您争什么，一辈子都不会。”而富特文格勒早在瑞士期间就通过各种渠道打听自己与之奋斗过的子弟兵的各种消息。说实话，大师一方面对自己在德国未来的政治前途胆颤心惊，一方面又对那个罗马尼亚毛头小伙的才华心存嫉妒。富特一度认为切利在“非纳粹化”调查问题上大做手脚，想置自己以死地、取而代之而后快。从1946年4月4日到1952年10 月21日，富特文格勒一共给切利比达克写了22封书信，按切利的说法大师在当时的艰难环境下，说了许多谎话；也暴露出富特文格勒人格上的缺陷。克劳斯.朗曾经想整理并发布这些书信，被晚年的切利阻止了。
1947年5月21日（星期一），富特文格勒在结束了“非纳粹化”调查后，终于又站在了柏林爱乐的指挥台上，那晚演出的曲目有：《贝多芬第6、5交响乐》。1948年11月，富特文格勒率领柏林爱乐出访英国，切利比达克作为副手一起出行。
但那时的富特文格勒心中还是没有消除对切利的猜疑，相反的是，这种“对成功者的嫉妒”随着柏林爱乐内部成员的小报告与日俱臻：1951年12月8 日，富特文格勒在给爱乐乐团的亲信弗里茨.佩佩尔米勒的信中表示与切利有裂痕，尽管他对切利作为指挥仍十分器重。信中他对听到的切利对乐团和整个德国乐坛的状况的看法表示了极大的愤怒，进而对其成功的南美之行大加贬损。新近公布的另一封富特文格勒给佩佩尔米勒的信中可以看出大师对切利很感失望：“切利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让我费解，我给他写信完全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很坦诚，象朋友一样，而他回信时就象一个被伤害了的台柱子。”此时的富特文格勒在对切利比达克的态度上已经完全被思想中的狭隘、猜度左右，没有表现出一位大师应有的高尚、洒脱。
1952年3月富特文格勒其实已明确无误地表示：“卡拉扬的名字比切利的响。”1952年4月2日他在给爱乐乐团临时经理恩斯特.费舍尔的信中写道：“我想建议，如果时间允许且个人愿意的话，给切利比达克和卡拉扬安排同样的音乐会场次。”这种表面上善意的安排效果适得其反，让切利在乐团里的形象大打折扣，而新来的卡拉扬正处于上升期。伊丽莎白后来也坦言：“实际上威尔海姆已完全清楚，卡拉扬将成为他的接班人。”
1985年伊丽莎白.富特文格勒对克劳斯.郎说：“看来有可能是威尔海姆的过错，有不少人煽动，而他则掉进了陷井，有那么一个时刻他可能真地相信过切利对他不忠而不是始终如一。”
1954年11月，富特文格勒病危的消息传到乐团，此时切利比达克正与乐团排练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那天参加排练的长笛手汉斯.彼德.施密茨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后回忆道，切利完全失控了，自己怎么也忘不了切利当时的言论：“先生们，你们演奏得象个乡下乐队！”而不久后卡拉扬则在同一个台上甜言蜜语：“先生们，你们简直妙不可言！”
然而一切都晚了，1954年11月30日富特文格勒逝世。就在富特文格勒去世的当晚，哥伦比亚公司出于演出合同的考虑，电询小卡是否愿意继续履行之前签订的柏林爱乐出访美国的协议，小卡见时机成熟，做了以下答复：只有在柏林爱乐指定我为富特万格勒的继任的前提下我才能同意（作为指挥随柏林爱乐出访美国）。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不能以试用的身份，而只能以乐团未来指挥的身份赴美。后来在访美期间，小卡顺利地被柏林爱乐成员选为新的音乐总监。12月13日乐团通过投票选举赫伯特.冯.卡拉扬，那个善于钻营的奥地利“小人”，曾经的纳粹党员作为首席指挥。
随着时间的消逝，一切恩怨都烟消云散了。伊丽莎白.富特文格勒说过：“富特文格勒的解放（指被委员会排除在纳粹或亲纳粹分子之外）证实了切利在我丈夫的事情上下了功夫，从而显示了自己是一个令人尊敬和有绅士风度的伙伴。”
【附带资料1：威尔海姆.富特文格勒在“非纳粹化”调查委员会上书面陈述的最后部分】
随着战争的进展，政府及国社党对我的态度也产生了两重性。一方面施以大量恩惠，另一方面是监视与控制。软硬兼施的办法不过是一个目的：剥夺我的精神独立并使我越来越倾向于国社党。
有一天，戈培尔博士得知我正为我妻子和孩子寻找空袭掩蔽所，那是在汉堡遭到大空袭之后。戈培尔出人意料地通知我，元首将乐于为我提供一所房子作为礼物，式样和尺寸由我任选。几天以后，又送来一份详细的说明。我当即给希特勒回信：“值此全德上下生命涂炭之际，我无法接受这一厚礼。”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后来他们又不断重提此事，然而总是徒劳。
我提起这件事是因为国社党没有忘记以此大张旗鼓，我曾为了传说中的我在德国各地的所谓“豪宅”而多次受到质询。他们确实为我提供过一座钢筋水泥的避弹所，但同样被我拒绝了。有一天，国社党的一位头面人物来请我在一本小册子上签名，内容是：“我们站在元首一边并与他荣辱与共”。那是在1944年的谋杀事件后不久，所有德国人都被要求效忠元首。我以书面形式予以拒绝。
现在让我们重新翻开过去的历史作一次总结：
开头的两年中，我试图公开对抗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但不管作为个人还是艺术家，都碰得头破血流。这种对抗变得毫无可能并导致了我的辞职。之后十年里，我的反抗变得较为策略，但丝毫没有减弱。我私下里抵制与我毫不相容并使我远离公众的国社党的政治宣传，使之变得徒劳无益。
然后，我可以说，德国的音乐界得益于我的不在其位，得益于我奋起抗争并恪守独立人格。政府所感兴趣的是相反的方面。一门艺术越是精美，就越是容易受到诱惑，你想，当宣传机构——一个政体的武器在竭力赞扬一个艺术家的成功时，它在想些什么？
为了逃避宣传，我不得不停止一切音乐活动。他们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试探。
我也得为留在德国的大多数艺术家们说句话，他们也像我一样远离纳粹。但他们既没有机会，也没有一定的地位可以与之抗衡。总的来说，除非是由于种族原因，大多数艺术家还是选择留在了德国。
事实上，德国对于音乐家们有着无可比拟的吸引力。她拥有无数个乐团，以及时刻与之在一起的忠实观众。是德国为世界孕育了至今不朽的巴赫、贝多芬、舒伯特、瓦格纳。在缄默中，德国熬过了12年。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曾经生活和劳作，今后仍将初衷不改。
【附带资料2：卡拉扬的纳粹党员史】
1957年，保罗.莫尔发表了一篇关于卡拉扬的文章中，名字叫做《投机者》。文章写到：“赫伯特.冯.卡拉扬加入纳粹党不是在亚琛而是在萨尔茨堡，也不是迫于压力于1934年加入的。其入党时间是1933年4月8日，是在希特勒上台仅仅两个月零八天之后。他的党员登记卡编号是1-607525。他交纳了当月的党费，但四月底他回德国去了，加上他没有领取党员登记卡，就造成了档案管理上的一点麻烦。但回到乌尔姆后，他于1933年5月1日把情况讲清并重新作了登记，领取了编号为3-430914的党员登记卡。这些事实都记载在纳粹党的“名人档案”中，存于美国驻柏林外交使团档案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