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特夫人回忆录，第九章
【此文翻译自伊丽莎白.富特文格勒撰写的《关于富特文格勒》一书的第9章，题图是富特文格勒与儿子安德鲁斯】
在嫁给富特文格勒之前，我曾有过一段快乐的婚姻。我的前夫在1940年的法国战役中阵亡。那时我们刚结婚不久，我也刚通过了大学预科的考核。我们育有三个孩子，第四个遗腹子在他爸爸去世后的五个月降生。
我的姐姐与富特文格勒关系很熟，是她介绍我跟威尔海姆相识的。当时没有人能预料到我们会生活在一起，1943年我们结婚了。许多朋友在知道我们快结婚的消息后都写信来提出异议，我想他们是在替我的四个孩子担心（那时他们分别是11岁、8岁、5岁和2岁半）。这的确很让我烦恼，但却把威尔海姆给逗乐了，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宣布我是因为这些个孩子才与你结婚的，我们会相安无事的。”婚礼在波茨坦举行。威尔海姆住在桑索希公园旁边的养鸡场里。大家都不知道具体的日期，只有我们的几位好友出席见证了仪式：卡尔.斯特劳贝（圣托马斯教堂合唱班里的老朋友），苏西.布洛克豪斯夫人（富特文格勒在莱比锡新音乐厅管弦乐团任指挥时的旧友）。按照市政厅的要求，仪式上他说“我愿意（德语‘Ja’）”的时候，连过道里都能听见，着实吓了我们几个一大跳。仪式完毕后，卡尔.斯特劳贝与富特文格勒驾车去柏林要赶一场爱乐乐团的排练，我们两位女士则步行穿过公园去养鸡场的家。那时正处于战争时期，拐角口还坐着纳粹。我漫步在绿色的草坪，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春天气息，仿佛预示着和平的到来。在那黑暗的年代，富特文格勒与我都没有祈求命运能带给我们祥和。但我们坚信彼此的结合是合适的，我们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婚姻，并且也都非常清楚由此带来的责任。
我那时仍旧住在威斯巴登。由于柏林遭到日渐频繁的轰炸，举家迁居到首都显然是不可能的了。富特文格勒想办法让我们都住到了奥地利他家族的一位朋友的庄园里。富特文格勒的工作室位于城堡顶层的巴洛克式样的大厅里，布置非常豪华，从那儿能俯瞰上奥地利的美景。三个年幼的孩子的屋子也很漂亮，可就是11岁的大孩子每天得坐火车往返于林茨的语言学校。后来，美国人的飞机开始低空扫射铁路与火车了，我只能把彼德送到德国西部下弗兰克尼地区的我弟弟家，他在那里过得很开心。
富特文格勒还是在柏林、维也纳两地演出。我只要有可能就去陪伴他，尤其是去维也纳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他在柏林会受到很细致的关照。忠诚的海伦娜在养鸡场为他看护了好多年房子。她懂得如何保护她的“主人”----每当她面对不速之客的时候，总会用一种气愤的柏林人的口吻打发对方。她同样小心地保管着主人的社会福利金。
1944年夏，他应邀参加卢塞恩音乐节。他带着我跟我最小的儿子一起去。先前已经提到过，我跟我儿子留在了瑞士。11月，我跟富特文格勒的儿子安德鲁斯出世了；1945年2月，富特文格勒得到安塞美的邀请设法进入瑞士境内。与此同时，我们俩没打过电话，书信往来中间也至少要相隔四个星期。每隔一段时间我还能打个电报给他报个平安，而他却不能。当然在11月11日这天，威尔海姆还是得知了他儿子出生的消息。这样的分别延续了有六个月。而与我那三个留在德国的孩子的分离却足足有三年。在我看见莱蒙湖之前，威尔海姆就已经跟我说起过日内瓦湖[日内瓦湖又叫莱蒙湖，译者注]。他常常激动地把日内瓦湖描绘成世界上最美的湖，并认为她是我们俩的命运守护神。我们在克拉伦斯安顿下来，威尔海姆继续他的工作。他去世前不久在镇上买了座房子，我一直住在那里。
两年半时间的流亡并不都是消极无聊的。威尔海姆对自己在环境逼迫、自己身心又倍受煎熬的情况下仍旧能坚持工作感到很惊讶。我则全力以赴地照料我们最小的儿子。孩子必须的食物来源还是能有保障的。偶尔当我独处的时候，我会担心那不在身边的三个孩子，长期缺乏他们的消息让我的心头压力重重。
一天深夜，威尔海姆发现我还没睡着，他大声跟我说：“你要明白，我很理解你的烦恼，即使你不说出来我也能感觉到！你一定要有坚持下去的信念；我们一定会重逢的，我会为此而不懈努力！”他说话的口吻极其严肃，给我先是惊讶而后就是一种莫名的感动。
1948年在我们从伦敦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飞机上发生了一件事。那是一架四引擎的飞机，机长是位加拿大籍的空军飞行员，他远还没有习惯驾驶运载平民百姓的民航机种。我还想试图掩饰自己，但其实我对飞行还是害怕极了。经过中途四次起降，我们到达了里约热内卢。当我们飞离面包山（里约地标）通过那座基督圣像的时候，飞机拐弯拐得太急了，连送来的餐具都飞出盘子掉在地上了。从里约登机的阿根廷女郎忘了翩翩风度，被吓得尖叫起来。威尔海姆非常镇定，说：“ 好像有点儿不对劲，看来我们得飞回去了，”但这丝毫没有缓解我的紧张情绪。我坐着试图集中注意力，可那些南美妇女说的话就像是鹦鹉学舌，半句都听不明白。威尔海姆望着我：“亲爱的，害怕么？”那时候其实说啥都是徒劳的。“这下我们的命运都掌握在上帝的手里了。”他说得很安详，即便是他已经经过两次飞行事故。后来飞机还是准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降落了。我开始学会了快乐地去享受飞行而不再害怕。“我们的命运都掌握在上帝的手里。”他的话让我不仅仅是在飞行上受益匪浅。
我们在克拉伦斯的第一处寓所是两间诊所的屋子。一间是我们的卧室，另一间小的是两孩子的。前头的小阳台很受孩子们的喜爱。为了我们使用方便，尼尔汉斯医生改造了他诊所“接待处”，两张病床被移到了角落里，这样我们才能住得像样些。但其实那屋子里是有家具的。床顶上吊着一盏古怪的铜吊灯，外面厚玻璃罩子的形状像火焰，发出的光亮看上去有点襂人。我总担心那吊灯会掉下来砸死我们，威尔海姆一笑了之。屋子的一面墙上画满了巨人的油画，整个画面呈现出金黄色。朱迪（Judith）头发乌黑、身着深蓝色长袍、手里握着短剑张开血盆大口望着我，栩栩如生。油画的其余部分非常灰暗，我找不见霍洛芬尼斯（Holofernes）[取材于圣经旧约里Judith的故事，译者注]。威尔海姆试着模仿朱迪的动作与表情逗我乐，直到我慢慢克服心理障碍开始习惯住下来。从此，我开始试着去忽略那些生活中无法避免的事物。威尔海姆把一张小桌子搬到阳台附近就算开始工作了，那样的话他每次就可以背对着吓人的朱迪了。
他对我们家里窘迫的经济状况并不担心。这里的风景确实非常美。徒步登山是他年轻时就十分喜欢的运动，现在仍旧乐此不疲。他告诉我从前他父亲曾经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长途跋涉，而他们都老大不情愿，尤其那小儿子常常是三步并作两步在后面追着跑。但两小子并没有反对父亲的做法，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父亲诚实、谦逊、勤恳的性格是大儿子[指威尔海姆，译者注]效仿的好榜样。威尔海姆的童年生活是很幸福的，父母没有溺爱他，但对他理解有加、疼爱有加。我每次听他说起父亲都是赞扬、感激的口吻；而说起他母亲，他时不时地会有醉心的微笑。
一天，他在克拉伦斯街上散步时，碰巧被一位来自汉堡的船运业巨头赫尔.里克梅斯认了出来。退休后他定居此地，住着不错的别墅。他觉着自己没必要住那儿，于是里克梅斯让出来自己住到边上的小屋子里，把大房间给富特文格勒做音乐工作室使用。而后，里克梅斯友好地邀请我跟孩子们去他的大花园玩。这对我们的生活是个重要的改变。里克梅斯的小女儿成了我的好朋友，后来她又做了威尔海姆的秘书，一直干到结婚出嫁。当威尔海姆被允许重新回到指挥池边后，我们也开始有能力租住“皇帝庄园”，在那儿住真的不错。
与此同时，我们仍时常在傍晚时分，挤在诊所边的一个小屋子里听收音机。我们聆听新闻的唯一目的就是：关注并期望战争早日结束。那诊所的经理与我们是多年的老友，她在那几个月里很帮忙，因为我们俩是镇上不多见的德国人。威尔海姆的魅力、我的友好与孩子们的顽皮可爱渐渐征服了冷冰冰的护士们内心的偏见。但一开始真的很难，除了诊所经理米勒.尼克迪特，她是铁了心要用自己的真诚帮助我们。
在安德鲁斯出生一年整之后的1945年11月，我想该给他洗礼了。当我向威尔海姆提起此事时，他非常惊讶地对我说：“是啊，可我们俩还没有去过教堂呢！”我给他解释说这并不妨碍孩子的洗礼，并且问他是否觉得我们成婚与否是他想要的心理底线。“对，”他说，“那时是那时，而在这儿没人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可以在这里的教堂正式结婚，一样不为人知。”然后，在蒙特勒的Eglise-Libre教堂，我们正式结婚了。教堂的女看护人，还有我们俩一共三人在场。婚礼上的誓词是用法语宣读的，我们用“Oui”[法语“是”，译者注]代替了“Ja”[德语“是”，译者注]。威尔海姆很激动，并因此也打动了我。当那看护人去逗着孩子[安德鲁斯，译者注]做洗礼时，威尔海姆默默地说道：“在我们天主教徒眼里，婚礼总是神圣的！”
1945年，先前提到过战争结束了，富特文格勒又开始了典型的指挥家的生活，演出接踵而至。在那些还算安宁的日子里[指战后大师接受“非纳粹化”调查的日子，译者注]，当我们仍旧习惯于散步的时候，他说：“现在即便是困难重重，将来总有一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还是很满足今天的生活。”当他在意大利的首场音乐会[大师战后是在意大利开始他的演出的，译者注]结束后，他说：“我们得小心了，我再也不想如此频繁地演出了。”他在那些时候写信给苏西.布洛克豪斯夫人[大师旧友，曾经秘密出席威尔海姆与伊丽莎白在波茨坦的婚礼，译者注]：“我被这些个演出弄得头昏眼花。但毫无疑问我还是能演好它。”然而再小心也没用，人各有命。
这儿我得再提一下富特文格勒与理查德.斯特劳斯之间最后一次的会面。1948年夏末，电话响了：理查德.斯特劳斯正躺在蒙特勒一家医院的病床上接受治疗，他想见见富特文格勒。威尔海姆去了，回家时很开心。是的，应该用“开心”这个词儿。两位苦难的男人有彼此的相似之处。这不仅意味着他们都是高个子、头发稀少；而且两人都有着一双深邃的蓝眼睛。他们都热爱莫札特并无限敬仰瓦格纳。富特文格勒非常喜欢斯特劳斯的歌剧《埃莱克特拉》、《阿里阿德涅在那索斯》，同时认为《莎乐美》是部伟大作品。而《玫瑰骑士》则一般般，其他作品也乏善可陈。富特文格勒相当聪明，但并不老于世故；也很有幽默感，却并不习惯对人反唇相讥。他害羞、沉默少语，身上多半是南德地区人的秉性，也有少许北德人的脾气。斯特劳斯秉承巴伐利亚人聪明天性，也朴实无华。当然最终两个人的性格还是有许多不同之处。二战结束之后，理查德.斯特劳斯写了两部作品：1945年的《变形》与《最后四首歌》。后者在斯特劳斯死后的1950年，由富特文格勒指挥首演于伦敦，演唱者是克里斯滕.弗莱格斯塔德。那些质疑富特文格勒演绎作品的说法完全都是站不住脚的。这就好比你去问理查德.斯特劳斯先生：假如没有战火，你会不会多写些这样优秀的作品一样无聊。在这两部最后的作品中，富特文格勒同样非常敬佩老头音乐的力量以及由此催生出来的新的东西来。
富特文格勒走入病房时，只见理查德.斯特劳斯坐在床头，膝盖处放着本巨大的总谱。他让富特文格勒走进些：“来看看这儿！”那是本《特里斯坦》。很明显这正是斯特劳斯所期望的：与另一位志趣相投的《特里斯坦》鉴赏家一起对该剧进行广泛深入地探讨。很遗憾当年没有录音机把他们俩的对话给录下来。最后，斯特劳斯说道：“与之相比，我的作品是无论怎么看都差远了！”富特文格勒回应道：“是啊，是啊。但你认为今日的歌剧会怎样，今后的又怎样？”
“不错，但我还是认为这些曲目是无法超越的！”
我得重复一下：威尔海姆从斯特劳斯那儿回来时很开心。这位机智、安详的巨人深深地打动了他。富特文格勒的一生却并不平静。他常常别周围的环境所摆布，虽然有时也能把握自己，但更多的时候威尔海姆还是迷失其中，并因此耗费了太多的精力。
1952年，富特文格勒在伦敦录完了《特里斯坦》。随后他在萨尔斯堡彩排《费加罗的婚礼》时突然感觉到不适。当我开车送他回艾根的路上------ 音乐节期间我们常借住在那儿------威尔海姆已经失去了知觉。他得了肺炎还发着高烧，被送进贝希特斯加登当地一家医院，他们还专门从慕尼黑找来两位医生。医生们检查完病情，让我不要太乐观，因为他们怀疑富特文格勒的肺炎可能已引起脑膜炎。然而，威尔海姆一心只想着被耽搁的演出行程，于是他背着医生偷偷叫来了他的秘书。他不顾自己还在发烧，坚持口述几份便条：一份给“伯爵夫人”扮演者伊丽莎白.施瓦兹科普芙；另一份给“苏珊娜”扮演者艾玛格雷德.西弗雷德；以及顶替自己的指挥，鲁道夫.莫瑞特：表达万分歉意并对首演致以良好的祝愿。后来主治医师知道此事大发雷霆，但也无济于事，富特文格勒已经把事儿给办好了。后来威尔海姆告诉我------当时他自己并没有快要死的预感，相反他觉得自己还不错呢。他一直坚持练习指挥，直到去世前的几周。事实上，他经常在屋子里假想着指挥，不管有没有乐谱。住院那会儿他会在病房里来回踱步，走着走着他会突然间下拍子开始指挥。有时甚至在旅行的火车上他照样不顾包间里别的旅伴，一样练习。在罗马，我听酒店里的两位服务生说他会在大院子里一个人自说自话，他们告诉我：“可怜的大师，他简直是在神经质地抽搐！”他明白不管是引起大家的共鸣还是遭致非议，自己的艺术风格最终会有助于获得他所想要的演出效果。当然他也懂得，要让自己的风格日益清晰明朗只有不断地训练。
肺炎持续了有四个月，并因此带给他很多后遗症，他突然发觉自己的听力衰退了。“说大声些，我知道我开始变聋了。”这对他的确是很大的打击，其中有两个因素：他爸爸很早就开始失聪了；为控制肺炎他服用了大剂量的抗生素，而那时对抗生素的副作用并没有清醒地认识，也无法得以有效控制。当他的肺炎病情慢慢好转，听力也渐渐康复，我非常清楚地感觉到其中的变化：以前我为他朗读很多东西，包括全本《奥德萨》，每次都大声得可以。但这场疾病仅仅是开始，随之而来的是为痊愈而作的数周的身体锻炼。当然值得欣慰的是：他几乎在此时快完成了自己的《第3交响乐》。
大家得知道：富特文格勒的音乐会并非是短小精干的那种。他的音乐会通常都在80到90分钟，半场是一大部头的交响乐，另外半场是与之相匹配的曲目。他一直都对自己很严厉。每每想到这些，我都得去强耐内心感情上的痛楚。不过得承认，在他生命中最后的两年时光里，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朋友们都认为他不该让工作拖累了自己，他应该更放松一些。所有人都需要他。大家设想一下：人们都在受到战争带来的伤害，都觉得自己受了欺骗。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忍心开口回绝说：“不！”
1953年1月15日，他用自己的《e小调交响乐》开始了与柏林爱乐在德国六个城市的巡演，最后一场是1月20日在比勒菲尔德。当晚他坐火车离开汉堡去维也纳。1月23日在维也纳指挥了贝多芬《第9交响乐》。大概在旅途中得了感冒，在指挥第3乐章时他突然直挺挺地摔倒，吓得合唱队员与听众半死。他后来告诉我：当他自己在恢复知觉的一刹那，就在回忆自己该从哪儿重新切入指挥音乐。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他得了流感并开始发烧。由于害怕原先的肺炎复发，只得又给他用抗生素------这是违背他的意愿的。1月23日他意外跌倒，2月8日他又重新在柏林指挥演出了。就像他以前的演出习惯一样，柏林的音乐会连开三天。第三场音乐会是2月10日，结束后他又立即飞赴维也纳，去准备计划中的2月15日的音乐会，曲目是《众神的黄昏》选段。也就是说他得与乐队、歌手们连着排练三天。当人们看到从那时起到他去世时的工作日程表，你们就会明白我的心情是如何的沉重与忧虑了。
转眼到了1954年，他又得了流感因而在巴登巴登休息了三周。从三月开始到十月，他奔波于21个城市、指挥9支不同的乐团演出了54场交响音乐会还有10部歌剧（我最近阅读了一些资料，表明富特文格勒在最后的时刻变得非常聋，以至于他只能指挥一些自己以前较熟悉的乐团）。同年他还去了一趟委内瑞拉，坐着人满为患的飞机旅行可真叫是受罪。萨尔斯堡音乐节上演的是全新的曲目《魔弹射手》，其间还要去拜鲁伊特指挥一场贝多芬《第9交响乐》，然后第二天再返回萨尔斯堡指挥《唐.乔万尼》。音乐节后期他又得去卢塞恩指挥三场音乐会，再赶回萨尔斯堡。《唐.乔万尼》的演出被拍摄成了电影，最后还得指挥音乐节闭幕演出的音乐会。
他原先还答应去参加贝桑松的贝多芬音乐节。计划的排练于9月4日开始，所以他在克拉伦斯家中只休息了三天又启程驾车去了法国。9月6日的音乐会曲目全是贝多芬的作品：《克里奥兰》序曲、《田园》、《第5交响乐》。9月19日到20日的柏林音乐节期间，他还指挥了自己的《第2交响乐》。他在指挥自己的作品时往往都忐忑不安，先前提到过他那时的听力已显著恶化，这更加深了他的胆怯。柏林音乐节一结束，他又全力以赴去维也纳替EMI录制全本《女武神》。而一旦从对自己作品的忧虑里解脱出来，他又恢复了听力。我现在仍能清楚地记得他当时是多么的兴奋，甚至在录制过程中整个人都变得年轻了。在他生命中最后的两年，我经常感觉到：他自己喜爱的音乐曲目本身往往就是无穷的力量。
我们从维也纳去到加斯坦，他听别人说在那儿有办法训练、康复自己的听力。也许此行太过劳累，在我们从加斯坦返回克拉伦斯途中他又着凉，并且病得不轻。别人劝他卧床休息他不听，他固执地认为来回走走散散步会有助恢复。感冒越来越严重。11月5日的夜间，他唤醒我说：“这次我熬不过去了，我快要死了，从现在起你别离开我。”他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这些。但在第二天清晨，他还是起床了。不顾我的反对，仍旧穿好衣服外出散步。实际上此时已经有了些与以往不同的变化：他还是很仔细地审阅自己的《第3交响乐》完稿部分，另一方面也聆听刚刚送来的《菲德里奥》录音，但工作的效率已大不如前。他只能坐在安乐椅里跟儿女们讨论孩子的游戏和图书，此前他通常都是带着他们出去玩。孩子现在成了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非常担心，打电话给巴登巴登的医生冯.洛文斯坦博士，请他来出诊。他立即赶来，诊断富特文格勒得了支气管肺炎。出乎我的意料，富特文格勒这次同意跟着我坐车一起去巴登巴登就医。11月12日，我们在深秋的阳光里驱车去巴登巴登，他入住的还是以前住过的那间病房。看着他入住到医院，躺在病床上，我的心才稍稍放下。但当只有我们俩独处时，他安详地对我说：“你们所有人都以为我来这儿就会慢慢好起来，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这次是出不去了。”还有一点我得交待一下：他的主治医师曾说：“不会，不会有问题的！现今医学条件下，支气管肺炎不再是什么大不了的毛病，尤其是当病人的心脏没病灶的情况下，就更不会致命了。这点疾病一定能痊愈的！”
入院第一天我又不得不给他朗读许多东西，他也叫来了自己的秘书口述几封致歉信。他原先还计划去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学院参加一次讲座，再打算出席在慕尼黑的一场他自己的《第2交响乐》演出，由胡约姆指挥巴伐利亚广播管弦乐团。就在他住院期间还有过几位来访者，他都表现得非常友好，可我却认为无此必要。他其实最享受的一刻是与我两人静静地独处不受打扰。他甚至还就自己死后给了我一些生活上的建议：“你得早做打算了，亲爱的，”他语气坚定自信，“你如果需要帮助，可以去找我们的老朋友沃尔特.史崔比，他为人不错。”
我是多么高兴他终于能躺下歇歇了。他也不再老是在我面前轻声地哼音乐、不再练习着指挥了。他坚信自己快要离开人世，而却没有丝毫的恐惧。我很害怕哪天他会忽然想起自己还没有完成的作品。那些作品直到近期才被人们重新发现并认识，那时什么都没有发生，显然这些东西对他已经不再重要了。柏林爱乐乐团的经理葛哈特.冯.西曼要来探望，医生说：“你丈夫今天又开始发烧了，让西曼下周再来吧。”威尔海姆问我：“西曼明天来吗？”我告诉他，根据医生的建议，西曼要下周才能来看他。他立即冒火了：“不，你做得不对。他必须明天就来，我撑不过一个礼拜的时间了。”因而冯.西曼来访了。我事先做了准备，告诉他呆会儿威尔海姆可能会谈到死亡，希望他能保持镇静。西曼乐呵呵地走进病房，想要即刻与威尔海姆探讨在柏林的最后一场音乐会。威尔海姆向他摆了摆手：“亲爱的西曼，我让你来是要向你道别的，也请你替我向乐团的每一个人转达我最后的致意！”西曼一下子懵了，忘了我的劝告开始抽泣，威尔海姆接着说：“还有，明年一月份的美国巡演我本就不太乐意去，现在也得重新安排了。”西曼的情绪稳定下来说：“那大师你想作怎样的改变呢？”他拿出纸和铅笔，然后两人简短地交换了意见。最后我一边安慰着西曼一边陪着他走出病房。当我再回到病房时，威尔海姆笑着问我：“你知道我是怎么让他破涕为笑的吗？”
我们最后的谈话有涉及到兄弟情深的层面。他说耶稣带给人们手足之情，而把这种情感化入邻里之间的友情是基督教教义的重要变迁。从那以后，他就很少说话了。
后来又请来了法兰克福的内科大夫菲丁纳德.霍夫博士，用了很多治疗办法仍然没有奏效。霍夫在他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他懂得了一个道理：当一个病人在他自己都不想再活下去的情况下，多好的名医都束手无策，医生还特地用富特文格勒做了比方。11月30日那天早上，冯.洛文斯坦博士告诉我说威尔海姆活不过今天（他的血液检测报告揭示了这点），继续药物注射也不会有太大的功效了。急救工作延续了有一个小时。病房里挤满了医生和护士，我不在场，这是我那段时候里第一次离开他。当我返回病房时，原先用在他身上所有的医疗设备、输液管子都已经被移走了。我让护士们走开，自己坐在他床边把他抱起身来。我不知道有过了多久------对我来说是很短暂的一刻------直到他突然抬起些身子，深深地吸了口气又缓慢地吐了出来------他走了。
很奇怪，我的第一感觉是种难以名状的感恩。他优雅、平静地躺在那儿。再也没有人能伤害到他了。我很明白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做抗争，而现在他再也没有力气去忍受凡世的这一切了。音乐带给他那么多快乐，他多么害怕没有音乐的日子。直到今天每每我想起这些或向别人说起这些，我还是得强忍着泪水。那一刻，我见着冯.西曼泣不成声。一个人面对死亡的勇气，战胜死亡的恐惧，都给了我很大的启迪、也给了我力量。那三周的时间里，我懂得了威尔海姆对死亡的至深理解，那个过程是我以后再也未曾经历过的刻骨铭心。那些日子里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有我陪伴在他身边，不带丝毫的自私情绪，也没有一丁点悲哀的氛围。
当我返回克拉伦斯后，欧内斯特.安塞美来访过一次。他年纪比富特文格勒要大，他想知道老朋友临终时的情形。我说道：其实人生最终猝死对我来说不失为很好的选择。富特文格勒最后的日子让我知道：一个人要与病魔搏斗、坦然面对死亡是多么不容易！安塞美听完停了一会儿：
“是啊------但有人知道该如何去应对------他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