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特文格勒与他的经纪人
【原文转载自英国作家Norman Lebrecht著作《谁杀了古典音乐》，本书的眼光独特、笔锋辛辣，反映古典音乐界的内幕。书中提到富特文格勒与沃尔夫经纪公司以及他的私人秘书盖丝玛之间的一些往事，摘录转载与此。】
。。。。。。她（露易丝，德国著名音乐经纪沃尔夫的夫人）就是在这里处理危机时刻，最关键的一次是1922年1月23日传来66岁处于巅峰时期的尼基什的死讯。爱乐的团员公开地哭泣，因为他们明白再找不到像他这样的人了。露易丝面对棘手的难题：她经纪过各地最好的指挥，每个人都觊觎柏林爱乐的职位，有些人甚至认为他们自己是天赋最佳人选。施特劳斯、老克莱伯、魏因加特纳都来示好；阿姆斯特丹指挥门盖尔贝格是个受欢迎的外来客。瓦尔特从慕尼黑的州立歌剧院辞职，跟朋友说：“这是我跟富特文格勒之间的事。”作为一个柏林人，也是沃尔夫最喜欢的指挥，他感觉“乐团一致支持我，露易丝也是这么想。”
富特文格勒可不这么想。他跑到莱比锡与尼基什的另一个乐团布商公会合作演出一场纪念音乐会。回到柏林，他冲进露易丝的办公室告诉她，他要去柏林爱乐。“你对国家歌剧院的薪水不满意吗？”她问到。富特文格勒摇着他椭圆形的头。他可以为了爱乐什么都不要。露易丝从来没看过他这么坚决。露易丝不像她的先夫，她不是音乐家，无法用艺术上的成就来评估这两个顶尖的候选人。但是她却必须独自做出音乐世代交替上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之一。
当她回到她的私人起居室时，她必须用直觉与原则，而不是用个人喜好与潜在利益做决定。她知道瓦尔特是了不起的指挥，很受乐手及大众的欢迎，而且非常能接受她的意见。他绝不演出自己不满意的音乐会，而且48岁的他正值音乐性成熟的高峰。富特文格勒比他小12岁，是完全不同的知识分子，也没有乐迷，他起伏的指挥很少有乐手能够跟得上。他矮小的身躯必须爬上指挥台，但总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气氛降临会场。他的演出特色取决于他当下的感觉，或者是神的旨意。他的独特与无可效仿就如同之前的尼基什与彪罗一样。
“皇后”（露易丝）做了她必须坐的决定。摒除商业考量及各人喜好，她签下了富特文格勒在柏林指挥尼基什的纪念音乐会，以勃拉姆斯的合唱曲《噢，这个世界，我必须离开你》作为开场。私底下她要乐手选他作首席指挥，而在选票未记之前便安排富特文格勒在莱比锡荣任尼基什的接班人。至于气馁、遭背叛的对手瓦尔特，她则赞助他一系列与柏林爱乐的音乐会。
富特文格勒在国内将爱乐提升到一个新的重要地位。在柏林的喧嚷世代充斥着放荡不羁的夜总会与穷凶极恶的政治，它达到一种保守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合理平衡。在第三帝国统治下它代表了安全与传统的堡垒。因为留在首都而被指控支持纳粹的富特文格勒辨称柏林爱乐支持的是真正的德国，而他是以道德与国家责任来领导它。
富特文格勒选择自己的独奏者及他的私人助理盖丝玛来弱化露易丝。“对她来说公司跟家庭是最重要的，”盖丝玛写道，“而这种观念会逐渐与公众要求相左。一个像柏林爱乐这样需要公众支持的乐团，不应该让这些伟大音乐会75%的收入都进了私人企业的口袋”。
盖丝玛是一个非常聪明、有效率但却极不吸引人的女人，在年少时就跟富特文格勒一起胡闹，盖丝玛知道她无法吸引他，便百般想在其他方面拥有他。这位指挥讨厌做任何决定，便让她来为他处理生活里私人的大小琐事。她为他选第一任妻子的婚戒，同时为他找女人来满足他的性欲，还在第二天早上找这些女人来向她报告他的非凡能力。她一手掌控他的事业，让他摆脱了毫无魅力的莱比锡，并及时阻止他跟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签约。当布商公会乐团邀请他去指挥时，盖丝玛违反沃尔夫的独家合约跟他们谈条件。
露易丝邀请盖丝玛一起喝杯樱桃白兰地并悄悄地认输。从那天起，得意洋洋的盖丝玛说，“只要可能，富特文格勒从来不用我以外的经纪人，而我在露易丝.沃尔夫之后被称为露易丝二世。”。。。。。。
。。。。。。戈林元帅的好友费德（Rudolf Vedder）对这个公司（赫曼沃尔夫音乐经济公司）很有兴趣。费德曾是沃尔夫经纪的钢琴家菲舍尔与小提琴家库伦坎夫的秘书。后来他在史坦威钢琴公司工作期间因为侵占艺术家1万马克的费用而在1927年遭解雇。他并没有被告发；费德答应偿还金钱且签下一纸模糊的证词之后被释放。他求富特文格勒给他一个工作被拒，于是自己成立音乐经纪公司。费德旗下的女高音因费德帮她在别处找到加码更高的工作而错过柏林一场《马太受难曲》彩排，富特文格勒从此将费德视为拒绝往来户。
费德并没有宽容的美德。纳粹一掌权，费德就将沃尔夫的公司及富特文格勒当作目标。
。。。。。。费德与他的老板辛克尔（Hans Hinkel）一起行动，并得到戈培尔的同意，让盖世太保逼迫盖丝玛离开德国。没有盖丝玛，富特文格勒几乎连绑鞋带也不会，加上沃尔夫公司关闭没有人可以帮他做那些必要的痛苦决定。他私下抱怨这个体制，对辛德米特的音乐被禁并在媒体上遭“炮轰”表示愤怒。但是他的反抗完全无效。戈培尔清楚这位指挥的分寸并将他玩弄于股掌之间，沾污他的名声来当作纳粹正统合法性的象征。
费德的公众生涯很短。他在一年内因为账目不清被帝国音乐部开除，但是在禁卫队高级朋友的庇护下成立独立经纪公司。在他的羽翼下有一个年轻奥地利指挥卡拉扬在1938年被用来对抗富特文格勒，也被当作是纳粹培养出来的第一个大师（最终他于1955年继富特文格勒接掌柏林爱乐）。
史纳柏博士回忆：与富特文格勒最后维也纳之行
【弗雷德里克.史纳柏（Friedrich Schnapp，1900-1983），出生在德国威斯特法伦，哲学博士。早年学习过小提琴、钢琴。从1939年起到1945年，史纳柏博士被聘为柏林广播电台的录音工程师，并被富特文格勒指名为“御用”录音师。1945年1月27、28、29日，富特文格勒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指挥了三场音乐会，曲目是弗朗克的《d小调交响乐》与勃拉姆斯《第2交响乐》，当时由弗雷德里克.史纳柏博士操刀为28日的音乐会录音。这次的维也纳之行留下富特文格勒战时的最后一场音乐会录音，之后大师就没有再回到德国，直接从奥地利出走到了瑞士避难，开始了长达1年多的流亡生活。这场珍贵的音乐会录音在1990年由富特文格勒法国协会发行了唱片，编号：SWF 902。唱片说明中有一段史纳柏博士的亲历回忆，说到富特文格勒与他的维也纳之行以及后来的出走，非常有趣。】
“让我来告诉你们有关他（富特文格勒）战争后期的生日趣闻吧！”
1945年1月，我同他一道从柏林出发去维也纳。我们俩坐的是头等车厢，不但没有暖气，连车窗玻璃都碎了几块儿，这该死的战争。车子经过布拉格时，好多人都很害怕俄罗斯人突然出现（其实我们一直被蒙在鼓里，不明真相）。富特文格勒相当兴奋，他跑下车去与车站长聊天，打听情况我们还能不能往下走完行程抵达维也纳，要是去不了了，他打算立马回德国。车站工作人员设法安慰着大师，把我们送回了车上。
那一晚可真叫冷啊-我们的那个包厢里还坐着另两位先生-我记得富特文格勒是这么说的：“来吧，先生们（他们俩不认识他），咱们靠近些坐在一起好不好，也许那样会暖和些？”我们就这样子坐了一晚上。等黎明的晨曦透过窗框照进来时，他又说：“如此过生日我倒还是头一遭。”
最后我们还是到了维也纳，他入住了皇家酒店并想让我也住那儿。接待他的人说：“我没有为史纳柏博士准备房间-这里的所有房间都已经被预订了。”富特文格勒非常地激动：“那我告诉你，除非史纳柏博士也能入住，否则我绝不会去我的房间的！”非常动人的一幕，他太激动了。“不行，绝对没有可能再安排了。布里斯托饭店也许还有空房。”接下来我住进了街对面的布里斯托。那里倒还是有空房，而且招待得也不错，在皇家酒店里没有暖气，一切都是冷冰冰的，在布里斯托也一样，但我住的那间确实是有暖气的，真的不错。。。而后富特文格勒又唠叨了些什么。。。随后我去他那里看望了他。我敲了门（富特文格勒住的是套间），但没有人应答。因为是他叫我过来的，所以我推门而入。房间里没人但声音从浴室里传了出来。富特文格勒叫我进去，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他发现这里有热水。他在浴缸里放满了水，并坐在浴缸边上取暖。狭小的梳妆台上摆放着供两个人用的瓷器-他要跟我一起庆祝他自己的生日！他说：“为啥不走近这儿冰冷的光芒呢？席拉赫（奥地利纳粹头目，译者注）给我送来了奶油蛋糕。”（在那个时候这可是奢侈品啊）-他让我把蛋糕拿过去，连着一只银盆子。。。我觉着就像是莎乐美手中捧着的施洗约翰的头颅（具体参见《莎乐美》故事，译者注）。而后他又要我把蛋糕切开，可我放哪儿去切呢？小小的桌子上已经摆满了瓷器。好吧，我就只能把它放在马桶上切了，然后再分放在桌上。哦，差点儿忘了，mirabile dictu（拉丁文，意思是：说也奇怪，译者注），就在屋子的正中央，真是奇了怪了！那时别说是蛋糕了，就是一卷卫生纸都是非常宝贵的。
我边在马桶盖上切蛋糕边说：“新闻摄影师跑哪儿去了？富特文格勒博士的生日庆典得拍些什么啊。”他会心地笑了。在回柏林的路上，富特文格勒告诉我：“请替我转告爱乐乐团，我下场音乐会前就会回去。”（已经安排在Admiralpalast上演的音乐会后因剧院在轰炸中被毁而取消）我当时很奇怪，他重复了数次“我会回来的 ”。最后他又说：“任何人向你问起我，都告诉他们我会回来的！”我答应了：“好吧，我会的。”突然，他伸出手臂抱着我说：“将来在更美好的时刻，我们俩还会见面的！”我懂了，他不会再回德国去了，但我知道我该如何跟别人说。其实，从奥地利出逃到瑞士是个极大的冒险，当然追捕他的盖世太保并不知道他有合法的护照。戈培尔已经取消了在瑞士的音乐会，富特文格勒是步行穿越瑞士国境的。
富特文格勒死里逃生
【本文摘译自Berta Geissmar博士的回忆录《The Baton and the Jackboot（指挥棒与大皮靴）》前言里的第56-57页的内容，Geissmar女士曾经担任富特文格勒的秘书。】
由于富特文格勒要在6月份就赶赴拜鲁伊特出席音乐节，1931年春季的柏林爱乐乐团巡演以及其他演出安排都不得不一再紧缩。
按照拜鲁伊特的传统，介绍一位新任指挥往往都会选择在比较正式、隆重的场合--可富特文格勒在音乐节上的首次露面绝对是富有戏剧性，甚至可以说是耸人听闻的。那时候富特文格勒刚迷上飞行，31年的音乐节专门有架私人飞机配备一名机师负责接大师去拜鲁伊特。半途中，飞机引擎发生了机械故障只能迫降。就在发动机起火烧毁、飞机快要坠地的一刹那，富特文格勒为避免受伤，凭借自己强健的体魄竟在机舱里翻起了筋斗，这一令人乍舌的举动最终救了他一命！命大的富特文格勒带着满身的擦伤几乎是半昏迷地爬出飞机残骸，接着大师又搭上一辆顺风车赶着去拜鲁伊特。当富特文格勒于早晨7点抵达拜鲁伊特的时候，距离他的原定首次排练开始时间只有两个小时了！管弦乐演奏家们差不多已经就位、合唱团员们也都手拿乐谱在指导的带领下陆续进场、瓦格纳家族的老少成员们神情庄重而又充满期待地在各自的包厢里入座，整个剧院弥漫着令人激动的窒息。威尔海姆.富特文格勒匆匆擦干身上的尘土与血渍，奇迹般地出场了！
富特文格勒能在失事的飞机里“拿大顶”，完全依赖大师良好的体格。那么富特文格勒平时是否注重自身的锻炼与饮食呢？《指挥棒与大皮靴》前言第15页里的一段叙述来告诉大家：
他从小得益于他父亲的言传身教而一直喜欢体育锻炼，他并不会因为去赶一时的时髦而忽视自己的健康。几十年他坚持每天独自散步两次，晚上入睡前还要外出去做“氧气浴”呼吸新鲜空气，多年的好习惯使得富特文格勒几乎没得过感冒。
富特文格勒其实是位素食主义者，他从不吸烟、也不喝酒。每次音乐会演出前他总是吃得很清淡：两只鸡蛋、一些水果或饼干就能对付了。即使在演出篇幅较长的歌剧，诸如《众神的黄昏》前，他也只吃点三明治、坚果与水果，再加一杯果汁就够了。
几则八卦
1.战后在接受德国国内的“非纳粹化调查”期间，富特文格勒还是先在意大利罗马重新站上指挥台，随后又去了米兰演出，时隔两年后再次拿起指挥棒的富特文格勒紧张得很。但有一件事让他更闹心：据富特文格勒1947年4月14日写给柏林歌剧院的Fritz Zweig信中说道——“直到音乐会开演前的最后一刻，我被Issay Dobrowen取代，说白了就是被解雇了。原因很简单，就是托斯卡尼尼打来了一通电话阻扰（我的演出）。”（出自1990版Han-Hubert Schönzeler的著作第108页）
2.有关富特文格勒自己的《第2交响曲》首演，有个传说：
1948年2月22日富特文格勒在柏林作这部交响曲的首演，保罗.欣德米特来听了，但后者很不喜欢该作品。以下是某位欣德米特的学生，后担任柏林汉斯-艾斯勒音乐学院（Hochschule für Musik Berlin）中提琴教授的学者转述当晚情形——富特文格勒与欣德米特在演出结束后在后台休息室见面，后者送上了“礼节性的祝贺”后两手按在富特文格勒的肩上说道：“天呐富特，这就是你的作品啊！”这时候富特文格勒完全没有听懂欣德米特话语中的深意（without realising the ambiguity），满脸堆笑心满意足（出自1990版Han-Hubert Schönzeler的著作第116页，据说富特文格勒夫人曾亲口对作者讲过，这个故事是发生在《“钢琴”交响协奏曲》演出之后）。
3.有关战后在美国发起的“抵制富特文格勒”活动，作家Curt Riess曾在他的那本Furtwängler: a Biography书（第304页）中写道：我（作者本人）在纽约的采访中不禁要问：那么奇怪的活动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呢？一位非常著名的音乐家在回答我之前一再恳求不要提及他的名字：“（其实）他们是害怕富特文格勒。每个人都明白，假如富特文格勒重返美国（1920年代富特曾连续三年访美），他将得到最最优厚的合同。然后其他干指挥这一行的人都心知肚明，没饭可吃、末日降临了（they would have everything to lose if he were to come）。”
富特文格勒与汽车
直到1930年左右，富特文格勒才开始学着开车。教大师开车的是柏林爱乐乐团里的小提琴手，吉尔伯特.贝克。富特文格勒的第一辆车是霍斯奇，这在当时是非常时髦的，可不久他就换了。有一次，富特文格勒一边开着车，一边与理查德.斯特劳斯就钢琴踏板问题争执不下，我们知道富特一直是不太喜欢使用踏板的。开着开着富特文格勒径直朝着一辆停在马路边的车子撞了上去，两辆车子都报销了。斯特劳斯发誓今后再也不坐富特文格勒开的车子了。在富特文格勒最后的岁月里一直开着一辆“甲壳虫”，天知道他是怎么把自己瘦长的四肢硬塞进那怪物里边去的！
疤脸及女人缘
富特文格勒右脸颊有一道非常刺眼的疤痕，据说当时就因为这道疤而引得不少女孩倒追富特文格勒。关于那道疤有过不少猜测，有的说是出生时就有的，也有人说是小时候学击剑不慎留下的。其实都不对，富特10岁那年的某一天，男孩儿独自躲在书房里看书看痴了（他老爸是著名的考古学家、老妈是个画家，家里读书氛围相当好），甚至连管家喊他出来吃晚饭都没听见。女管家的火暴脾气上来了，冲进书房，怒不可遏地一把夺过富特手里的书，拎起孩子就往客厅走。可怜的孩子被突如其来的暴力吓傻了，不小心一头撞在了书房那扇厚厚的玻璃门上，一块碎片像刀子一样戳进富特右嘴边，自此大师脸上就永远留下了那道疤痕。
富特文格勒是非常有女人缘的，为此还曾闹出不少笑话。汉斯.普菲茨纳（Hans Pfitzner）比富特年长17岁，在艺术和人生道路上对后者有很大的帮助，当年不少圈外人都称他们俩的关系是“亦师亦友”情同父子。普菲茨纳娶有娇妻、并有一个美貌的女儿（后自杀身亡），但他本人也很喜欢女人，常常期待着不期而至的艳遇，而社交圈的那些花花草草们都懒得理会他，反而聚集在英俊年少的富特周围。普菲茨纳为此私底下抱怨，假如有一百个女人，她们都会拜倒在那个疤脸脚下而不会对我瞄上一眼。甚至有一次在朋友聚会上，当有人问起普菲茨纳如何看待当时新发现的行星（天王星）时，黯然神伤又心不在焉的他竟然说：“哪颗（谁）？该不是富特文格勒吧？”
1915年富特文格勒接替博丹斯基（Author Bodanzky）出任曼海姆歌剧院的指挥，他在那儿受到热捧。每次演出完毕，后台的休息室里都会被崇拜他的善男信女塞满，几乎每晚都有妙龄少女主动投怀送抱，天性风流的大师虽不像电影明星那般地滥交，却也顺其自然，左右逢源。其结果就是在1916年让某女为他产下了第一个私生子，后将其收养并起了与自己相同的名字-威廉（Wilhelm Furtwangler）。当初的那帮追星族里还有位学建筑的小男生，年轻的心灵受到大师音乐力量的感召而对富特佩服得五体投地，之后终身与大师为友，尊为神明，并在二战后期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帮助大师出走瑞士。他就是后来担任第三帝国军需装备部长的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