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特文格勒与第三帝国的音乐
【威廉.富特文格勒与第三帝国的音乐（Wilhelm Furtwangler and Music in the Third Reich），文章作者Antony Charles，是历史学硕士、博士。家住美国北卡罗莱那，教授历史并纂写书籍，2008年我翻译成中文。题图是富特文格勒在一场1939年的音乐会后与到场的希特勒做握手状。图片源自Lebrecht Music Library】
从活着的时候开始到他去世后的十年里，富特文格勒一直被认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也是柏林爱乐乐团（从1922年到1945年，1950年后又重新执掌）最为出色的首席指挥。大师去世后，大英百科全书指出：[他]具有瓦格那般的气质，有效的克制，对乐团有着极好的控制力与节奏的掌控使他成为诠释贝多芬[的专家]。富特文格勒同时也是非凡的作曲家。
再现富特文格勒伟大人生的百老汇式传记电影《抉择》在1996年取得了成功，影片向我们展示出大师战后经历“ 清除纳粹运动 ”的炼狱般生活。大师的唱片销量也稳步提高（其中一些还是在近期发现的）。富特文格勒协会组织在美国、法国、英国、德国以及其他国家也很活跃。然而，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美国，大师仍然是一位争议四起的人物。
自从1933年国家社会主义党在德国执政开始，像布鲁诺.瓦尔特、奥托.克伦佩尔、阿诺德.勋伯格那样许多著名犹太音乐家都离开了。但是更多富有天赋的音乐家还是留下来、事业兴旺。其中有被视为“妥协派”的著名音乐家中有理查德.斯特劳斯跟富特文格勒。
结果就引发了一场关于希特勒统治下的艺术与艺术家们准则的大辩论，进而引伸到艺术与政治的许多层面，并一直热火朝天地延续到今天。
一位无关政治的爱国者
威廉.富特文格勒深受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影响，他的周围充斥着音乐、尤其是德国音乐。虽然他是个朴实的无政治倾向的爱国者，但要离开他的祖国倒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他可以被视为思想上的旧派德国人，保守的老头、独裁的精英。富特文格勒与很多乡巴佬一样并不反对“魏玛共和国”腐朽的民主（1918-1933）。事实上，他被推选在1933年3月21日“波茨坦日”上举行的盛大庆典演出中指挥瓦格那的《纽伦堡的名歌手》。作为总统冯.兴登堡，年轻的新大臣阿道夫.希特勒，新选举出的德国议会[成员]出席并宣告正式获胜组阁政府。但是同时，富特文格勒从未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而不像他音乐上的主要对手，赫伯特.冯.卡拉扬）。
不久富特文格勒与新政权发生冲突。1934年晚些时候他公开与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争论艺术的独立走向问题，并辞去了柏林爱乐乐团指挥、柏林国家歌剧院艺术指导的职务。然而不久随着被许诺艺术上的独立，他达成妥协回复到原职位。他同样可以利用自己在艺术上出名的地位以及戈培尔与戈林之间的明争暗斗来争取第三帝国艺术上更大的自由独立空间。
从那时起一直到1945年德国战败，他的演出不停地在国内与海外引来阵阵欢呼（比如，1935年在英国取得巨大成功的巡演）。1939年-1940年间他作为客座指挥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参加拜鲁依特音乐节。他也参加过某些称颂第三帝国的音乐会。他有过两个有名无实的头衔：普鲁士国家委员会成员与一个由国家发起的音乐家专业协会-帝国音乐部的副主席。
富特文格勒在音乐上显赫的影响力在第三帝国期间席卷整个欧洲。
文化的活力
美国人保守地认为希特勒统治时代的德国并没有出产过多少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艺术精品，“纳粹艺术”这个字眼是矛盾的---套用术语来说就是与真实正相反。然而真相并不那么简单，有计划地重新认识历史录音是很令人可喜的。
很明显，近年来有两位学者出版的书籍对富特文格勒作了广泛的探讨，Sam Shirakawa的《恶魔的音乐大师》与Fred K. Prieberg的《力量的考验》[主要]针对富特文格勒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指挥生涯[作研究]。这些个修正主义的作品并不仅仅是在争论已经被广泛认可的第三帝国艺术、艺术家们的地位问题，而是要努力使大家认识到客观上确实存在过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
Prieberg的《力量的考验》一书集中描述了富特文格勒与戈培尔、戈林、希特勒以及第三帝国其他要员复杂的人际交往。富特文格勒在源于帝国“统领”艺术的压力之下，仍然努力让音乐获得了惊人的自由。反犹太种族的法律法规也并不显得一成不变的严酷，例外还是有的（有许多这样的例子，Leo Blech尽管也有着犹太人血统，他也一直指挥到1937年）。富特文格勒巧妙地利用当时的形势出手干预并保护了一大批艺术家，其中不乏一些对当权政府怀有敌意的犹太人。他同时也保护了一位视为堕落的“现代”音乐家：保罗.欣德米特。
那些离开德国的艺术家与音乐家们（尤其是犹太人）坚持认为：没有他们，德国的文化将要土崩瓦解。希特勒的艺术鉴赏家们与他的政权高傲地相信：那些个文化以及跑了的艺术家们会在国家社会主义和独裁的国家里永远消亡。就像是Prieberg所说的：“那些自1933年起移民海外或者干脆被驱逐出德国的音乐家们实际上觉得自己是无可替代的并由此坚信希特勒帝国在缺了他们以后会成为文化的沙漠，从而不可避免地加速帝国的灭亡。”
时间会证明那些人都是错的。那些音乐家诸如：弗里兹.布许、布鲁诺.瓦尔特等人的离开再一开始确实对帝国艺术造成了伤害，但更多没有走的音乐家们：理查德.斯特劳斯、卡尔.奥尔夫、卡尔.伯姆、汉斯.普费兹纳、威尔海姆.肯普夫、伊丽莎白.施瓦兹柯普芙、赫伯特.冯.卡拉扬、安东.韦伯恩、以及富特文格勒把帝国音乐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大量犹太与非犹太艺术家出走以及清除犹太人法案在国内实行的情况下，德国文化并没有受到影响，相反地迅猛发展。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视艺术尤其是音乐为社会精神、特征、理念的一种体现。他们认为：德国文化遗产的广泛传播有助于激励民族自豪感并培养一种健康的国家意识以及使命感。他们自认为是德国悠久文化的卫道士，他们反对音乐及其他艺术种类里的自由主义与现代主义，视其为对德国与西方其他传统文化上的堕落的复辟。
为迅速促进德国国家文化的发展，国家社会主义政府在许多艺术领域、尤其是音乐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最近的两项研究表明（Kater的《被扭曲的思索》与 Levi的《第三帝国的音乐》）：伴随着领袖人物的层出不穷，国家还对很多像：柏林爱乐、拜鲁伊特音乐节等重要的文化机构组织提供大量经济资助，他们用上了电台、录音及其他手段来让德国民众尽可能方便地去理解接受伟大的音乐遗产。
政府为使艺术走进大众做出的努力，目的是摒弃古典音乐的世俗与“贵族气”的等级印象，使之更为大家喜闻乐见。与此同时，新帝国的领导们也很在意大众的音乐口味。其实，在第三帝国的统治时期，常见于电台或电影里的音乐既不是古典的，也非传统的。与欧洲或美国一些地方一样，轻音乐因为有着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在战争时期成为电台、电影里常出现的主流音乐。
负责实行新文化政策的领导人是约瑟夫.戈培尔。作为宣传部长和“帝国文化部”（文化专业保护协会）首脑，他促进并发展了德国传统价值观念的音乐、文学、绘画与电影，同时又努力去迎合大众的审美情趣。
希特勒的态度
再也没有哪个国家元首比希特勒更加钟情于艺术，狂热地支持德国音乐遗产的继承了。他视贝多芬、瓦格纳、布鲁克纳与其他德国作曲家为德意志“灵魂”的杰出代表。
把希特勒看作是悲惨的二等“失败艺术家”是不恰当的。按照John Lukacs最近的著作《希特勒的历史（70页-72页）》里的看法：德国元首是个真正的艺术天才并具有相当不凡的艺术鉴赏能力。
我们也许永远也无法领悟到希特勒的政治野心，因为我们无法去弄懂他的艺术灵感源自何处，那些个誓为受暴政蹂躏的大众解放而斗争的传奇英雄，以及受这些故事启发而写就的瓦格纳等人的歌剧作品给了他到底多少裨益。
这里自然要提到August Kubizek的战后回忆录（据我所知在美国以《青年希特勒》出版），他是希特勒年青时代的密友。Kubizek描述他们俩第一次在林茨看了瓦格纳的《黎恩济》后，希特勒激动而又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个罗马护民官的故事给他的启发以及如何地动人。在多年以后他当政时，希特勒还向Kubizek提起此事，说那次的《黎恩济》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元首坚定地说：“就那时起开始了。。”
希特勒很清楚富特文格勒的伟大之处并且大师之于德国与德国音乐意味着什么。所以，当第三帝国其他官员（包括希姆莱）向元首抱怨富特文格勒的种种与德意志帝国格格不入的行径时，希特勒从不放在心上。直到最后，富特文格勒一直是元首最中意的指挥家。希特勒同样纵容了不少他自己喜欢的艺术家，像马克思.洛仑兹以及著名瓦格纳歌剧女高音弗雷达.蕾达，他们都与犹太人通婚，也还是安然无恙。他们在文化上的重要地位战胜了种族与政治的需要。
战后的羞辱
欧洲战事结束一年半以后，富特文格勒经历了“非纳粹化”调查委员会的羞辱。令人可笑的是，整个调查由美国占领当局策划而最后却由一位共产党人牵头负责。据 Shirakawa（《恶魔的音乐大师》一书作者，译者注）猜测：为了能“得到”大师，许许多多能证明富特文格勒无辜的重要证据都被委员会掩盖了。
在一些个富特文格勒的谈话备注里，大师肆无忌惮地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尽可能地去保护德国音乐的传统使我不再害怕所谓的宣传工具带来的恐惧...我不会在德国最最苦难深重时离开她。流亡是多么可耻的行径。不管如何，我是一个德国人，我对我自己为德国所做的一切永不后悔！”
即使人们还对大师报有严重的偏见与无法理喻的鸿沟，调查委员会还是没能确认他“亲纳粹”的事实，最后富特文格勒被认定为“无罪”。
此后不久，富特文格勒被邀请担任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指挥。（事实上，大师对美国人来说并不陌生。1927-1929年，富特文格勒担任过纽约爱乐乐团的客座指挥）
在闻知此事后，纽约《时代》杂志、阿瑟.鲁宾斯坦、弗拉基米尔.霍罗维兹以及纽约评论家Ira Hirschmann等作为倡导者，组织美国犹太人文化发起了一项声势浩大的运动，旨在阻挠富特文格勒的演出。按照Shirakawa与Daniel Gillis（著有《富特文格勒与美国》一书）的说法，为达到目的，他们对当事人用上的谎言、嘲讽甚至死亡威胁等下三滥手段。
芝加哥犹太人博士Morton Berman的话语也算是典型的代表：
富特文格勒宁愿宣誓效忠希特勒。他在与柏林爱乐重新续约时与希特勒握手。他以自己的表现衷心地为戈培尔的文化宣传部门服务。仅仅拯救几个犹太人性命的事实并不能使我们宽恕富特文格勒为杀害600万犹太同胞与数百万非犹太人的政权“添脂抹粉”的罪行。富特文格勒是那些给我们国家造成苦难的罪恶化身。
在犹太古典音乐家中，只有耶胡迪.梅纽因为富特文格勒竭力辩护。在最终富特文格勒谢绝芝加哥乐团的职位后，小提琴家的父亲，Moshe Menuhin公开谴责那些犹太狂热分子。他对大师的评价是：
富特文格勒是对手们嫉妒的牺牲品，他们在公众面前诽谤中伤他，为的就是不让这位德国指挥染指美国，这块被视为他们自己的音乐领地。富特文格勒也是那些渺小音乐人的牺牲品，他们想要抓住更多民众的注意力，成为眼下时兴的职业思想家，也学着不负责任地去攻击一位无辜的、有着博大胸怀的人。
双重标准
第三帝国把每一项文化成就都妖魔化地等同于为“法西斯主义”以及罪恶的“反犹太主义”的歌功颂德。但是据John London教授的说法（源自《犹太季刊》1995年秋季版中的文章“为什么要为法西斯文化烦心？”），过于单纯地看问题会犯愚蠢的错误：
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并不总是丑陋的、不合群的甚至是毁灭性的，相反有时还是很美妙的。如果你承认她的存在，进而去体会那些在法西斯政权下降生的文化艺术作品，你也就不会去诋毁他们的民族精神了。另一方面，一旦你肢解了这些因素，哪儿是个头啊？
在这个基础上，是否有必要去把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领导人对待他们自己艺术家们的做法与前苏联领导人对待艺术家的做法作个比较呢。鉴于富特文格勒以及其他在希特勒第三帝国时期在国内演出的音乐家们被视为与纳粹当局合作而要受到惩罚，而那些苏联时期的作曲家如阿拉姆.哈恰图良、谢尔盖.普罗柯菲耶夫，指挥家斯韦特拉诺夫、穆拉文斯基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着当权者溜须拍马，却很少被视为是“通敌者”。这里很明显双重标准在起着作用，反映出我们现今社会里无可或缺的“ 犹太”敏感。
艺术家与其作品在社会历史长河里占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虽然艺术并不能完全游离于政治、社会大环境之外而独立，但他们之间还是相对独立的。一言蔽之，艺术比政治更伟大。
没有人会因为他们为我们后人营造了一个非民主的社会缩影而去诋毁古希腊的艺术家、雕刻家们。同样也没有谁会因为中世纪独断的、等级分明的社会制度而去藐视那些建造欧洲宏伟教堂的工匠。无知的小人才会因为威廉.莎士比亚生于国家主义泛滥、反犹太情绪高涨的伊丽莎白时代而去损害他的威名。你会因为沙皇独裁而去看低那些那个时代的伟大作曲家吗？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遗产不都是产生于自由、平等、民主的时代里的。
仔细研究威尔海姆.富特文格勒的一生，会给我们揭示出第三帝国对艺术及艺术家的统治的“非正确性”这一事实，也提示我们伟大的艺术创作与成果不一定是民主社会的产物。
参考书籍
Daniel Gillis《富特文格勒与美国》，1970年
Michael H. Kater《被扭曲的思索：第三帝国的音乐家与音乐》，1997年
Erik Levi《第三帝国的音乐》，1994年
Fred K. Prieberg《力量的考验》，1994年
Sam H. Shirakawa《恶魔的音乐大师》，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