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富特文格勒的方式演奏，是对富特文格勒最好的纪念”
马丁·费舍尔-迪斯考与哈尔滨交响乐团的富特文格勒纪念音乐会
2024年11月29日，“向威廉·富特文格勒致敬——音乐巨匠的旋律：马丁·费舍尔-迪斯考与哈尔滨交响乐团”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举行，音乐会演出了瓦格纳与舒伯特的经典作品。
“我们的演奏并不是‘模仿’富特文格勒，而是以他的视角、他的思想来演奏。复现一个富特文格勒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让乐团学习并以富特文格勒的方式演奏，是纪念他的最佳方式。”这是马丁·费舍尔-迪斯考教授在音乐会一周前的讲座中所提到的。
关于威廉·富特文格勒的重要性，已经无需多言，而2024年11月30日正是他逝世70周年的日子。马丁·费舍尔-迪斯考与富特文格勒之间也有着深厚的渊源。他的父亲迪特里希·费舍尔-迪斯考，无疑是历史上最伟大且最具影响力的歌唱家之一，正是通过富特文格勒夫人介绍得以与其结识，年轻时便深受其赏识，并在这位大师的指导下登上了世界舞台。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精彩演出与录音。就在30年前的1994年11月29日，马丁·费舍尔-迪斯考曾指挥柏林广播交响乐团举行纪念富特文格勒逝世40周年的音乐会，演出了勃拉姆斯、欣德米特以及富特文格勒的《感恩赞》。这场音乐会的实况录音也以CD形式发行 (IPPNW-CD-40)。
音乐会始终在“富特文格勒的方式”中流淌，这一点不仅体现在费舍尔-迪斯考指挥时不自觉的叹息和哼鸣声中，也体现在节拍的边缘化上。当然，这只是表面的部分，真正的富特文格勒式触感来自音乐本身。指挥的技巧与提示显然延续了德国传统乐长 (Kapellmeister) 的风格，而他也确实赋予了哈尔滨交响乐团一种德奥风格的音响。如果借用拉康式的描述，费舍尔-迪斯考大师的指挥展现了一种无大他者的风格，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肢体动作上，也体现在他有效地呈现这一独特诠释的能力上——注重音乐的流动性，同时给予乐手足够的演奏空间。
音乐会以瓦格纳的《漂泊的荷兰人》序曲开场。这是富特文格勒的拿手曲目，而迪特里希·费舍尔-迪斯考亦曾梦想在舞台上演出整部歌剧。然而，他仅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录音室录音（当然，这被认为是史上最优秀的版本之一），其中他演唱了标题中的主角荷兰人。在浪漫主义时期，音乐作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其影响远超音乐本身，而瓦格纳正是这一发展的代表，富特文格勒则继承了这一传统。对富特文格勒而言，音乐是一种“理解世界的工具”。开场场景中乐团的音响之丰富，以及弦乐声部在作品许多快速乐段中并不从强拍起始的特性，使得此曲的演奏在技术上对乐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趣的是，通过以往的音像记录可以发现，在富特文格勒的指挥下，乐团在面对类似段落时，弓往往并未完全压在琴弦上，这样的处理可以获得更好的整齐度。这一手法也被费舍尔-迪斯考大师在本次演绎中借鉴并采用。毫无疑问，这一方法的成功得益于指挥在排练中对哈尔滨交响乐团的投入，他在排练中力求每一笔的精准，使得乐团呈现出饱满的风暴感。面对瓦格纳的宏大，费舍尔-迪斯考大师并未刻意突出任何一个声部，而是以一种简洁而逻辑清晰的方式将音乐本身进行协调融合。他在讲座中多次提到的“富特文格勒式连奏”和对音乐连贯性的理解与表达，在本场演奏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加速的段落常常被拉长，为乐手提供了更多发挥空间。另一个重要的时刻出现在接近结尾的平静乐句之后，最后三小节被突然标注为急板 (Presto)，这一处理同样致敬了富特文格勒的方式。随后的《魏森东克之歌》曾被富特文格勒于1920年至1952年间指挥演绎四次，合作乐团包括曼海姆国家剧院乐团、莱比锡布商大厦乐团、苏黎世音乐厅乐团以及爱乐乐团。遗憾的是，这些演出均未留下任何录音记录。
这些歌曲创作于瓦格纳流亡苏黎世期间，他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一段爱情纠葛。当时，瓦格纳正在研读叔本华的哲学，深陷于追求纯粹之爱却又无法见到爱人的矛盾困境中。尽管《魏森东克之歌》并不如瓦格纳的歌剧那样恢弘，但这部作品展现了瓦格纳哲学思考的一角，并且是即将到来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精彩缩影。
女中音张春青的嗓音厚实而立体，声线稳定，高音部分的音色更显英武，具有强大的穿透力。费舍尔-迪斯考大师以精准的手势指挥乐团，同时始终通过与乐团的协调对歌者进行引导。他指挥下的乐团展现出丰富而绚丽的色彩，重要的呼吸得以充分延展，能恰如其分地揭示乐句中强烈的情感片段。其中，中提琴独奏以其抒情性和温暖的音色尤为突出。独唱的声音是主角，但也在指挥家的引导下得到了塑造，突显了莫特尔和瓦格纳精妙的配器技巧。在第三首《温室》后，歌者的表现明显提升，而最后两首带有忧郁色彩的歌曲更是动人心弦，展现了瓦格纳长线条音乐的情感积累与在恰当时机的释放。第四首《痛苦》中，木管与人声之间的回响尤为令人感动。而在《梦》中，乐团与歌者共同释放出全然的能量与动态。音乐会的下半场演奏了舒伯特的C大调“伟大”交响曲，这无疑是整场音乐会的重头戏。富特文格勒在其与柏林爱乐乐团的“英雄创造期”合作录制的这部作品的战时录音，被认为是一部绝对的传奇，而费舍尔-迪斯考大师解释说，这部作品蕴含着来自自然与神性的“伟大”。
费舍尔-迪斯考大师作为一位出色的指挥家，其能力不仅体现在音乐会本身。他使用的总谱和所有乐队分谱均来自他的个人收藏，并在深入研究富特文格勒诠释的基础上，为每位乐手手动标注了每一个速度、力度、表现上的变化，甚至包括每一个重要的指法、运弓、换把时的滑音、管乐的换气点等。这种精细入微的准备工作确保了此次特别音乐会能尽可能地以富特文格勒的方式进行演绎。 此外，指挥还采纳了富特文格勒对乐谱进行的一些小而极具特色的改动。例如，在第一乐章展开部从第199小节到第223小节中，长号短句的结束音被延长至下一句的开头，填补了突然的空白，从而连贯了乐句的流动，这也是通过长号丰厚音色探索舒伯特音乐性中的抒情性与延展性的尝试。这一改动正体现了指挥在讲座中所提到的富特文格勒的“呼吸”：它并未割裂乐句的整体性，反而显著增强了连续感。此外，在这一乐章中还增加了多处定音鼓滚奏，以产生更强的能量感，这也是富特文格勒对乐谱的独到修改之一。
整体的速度偏快，且首末两个乐章的呈示部反复被删减，这当然是富特文格勒的处理方式，也属于浪漫主义传统的一部分。费舍尔-迪斯考大师以灵巧而自如的手法处理了舒伯特悠长而曲折的旋律，同时挖掘出了其中向上的精神，这在第一乐章中尤为明显。他在乐章的后半段多次明显加速，但听起来并没有主观处理的痕迹；长号的演奏更显英勇，而在指挥对音响的塑造下，这些元素仿佛自然地从音乐中充满能量地生长出来。此外，富特文格勒在此乐章中将部分小提琴的拨弦改为运弓演奏，这种现今鲜有听闻的处理方式在音乐会上也显得十分突出。
在第二乐章中，费舍尔-迪斯考大师延续了富特文格勒对舒伯特“漂泊者”(Der Wanderer) 概念的强调，无论是在主题材料还是整体表达上。木管组在这一乐章中表现出色。ABABA结构中B段主题最后一次出现前的突然长时间停顿，正如富特文格勒的处理方式一般，使全场观众陷入寂静，在那一刻我们屏住呼吸，完全无法预测音乐何时会重新开始。这种激动人心的效果是指挥对富特文格勒跨时代再现标志性处理方式的深刻理解与高超控制力的又一例证。在他的指挥下，木管乐器的重要性被进一步强化，音乐的流动感得以保留，而指挥在精准提示相应乐器的同时，又避免过度干预其音乐自主性。谐谑曲展现出一种强烈的织体感。木管声部带来的力量感、庄严感和节奏张力为乐团注入能量，随着音乐的推进逐渐转化为一种英雄气质。此外，由弦乐声部塑造的优雅与高贵赋予了乐团歌唱般的特质，这源自音乐中舞曲元素的表达。在费舍尔-迪斯考大师的指挥下，乐团释放出华丽的音响效果，这种效果不仅横向体现在曲式的变化中，也纵向呈现在多层情感结构的金字塔中。
在终乐章中，指挥选择对舒伯特音乐中贝多芬式的元素及其英雄核心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展现出许多疯狂的加速与力度强化，这种处理方式极具富特文格勒的个人风格，实现了更显著的明暗对比，并更好地表现了浪漫主义的色彩。木管乐器的音色让听众联想到贝多芬的作品，而这种特质又谨慎地蔓延至整个乐团。当主题的旋律片段出现时，费舍尔-迪斯考大师要求一种几乎不可察觉、轻微的减速，这种富特文格勒式的处理没有因任何主观的重音而被打断，从而让观众更能捕捉到感性上的变化。这种感性的决定来自富特文格勒与费舍尔-迪斯考对乐谱理性而深刻的研究。为了增强第二主题从第309小节到第332小节再次出现时的渐强效果，指挥对小号声部的乐谱进行了修改，添加了向上行进的半音元素，这是富特文格勒天才式的改写 (Retuschen) 之一。在交响曲的结尾处，没有夸张的收尾手势，指挥的双臂自然落在音乐停止的位置，整场音乐会以此前提到的无大他者的突出特质落下帷幕。
整场音乐会以富特文格勒的方式演绎完成，经过多次全面且深入的排练，哈尔滨交响乐团的表现令人瞩目。全场音乐会由费舍尔-迪斯考教授完全凭记忆指挥，这再次展现了富特文格勒强烈主张的理念——所有指挥应彻底背熟乐谱。费舍尔-迪斯考教授无疑是音乐领域的大家，但他的造诣不仅限于音乐。在他的讲座中，他提到“富特文格勒式理念”，即拒绝历史主义，将指挥与乐团融为一体以展现作曲家的意图。至少在这场音乐会中，指挥成功地将这一富特文格勒式理念传递、诠释并呈现给了哈尔滨的观众。20世纪涌现了无数伟大的指挥家，但无人能达到富特文格勒的成就，而21世纪的许多继任者已经远离了富特文格勒时代对指挥的定义。许多人为了追求个性化，在诠释经典曲目时刻意制造与众不同的声音，然而所有的创新都不应脱离音乐的本源。
回顾富特文格勒的演出，审视他的艺术深度，无疑可以引发对当代音乐家真正需求的思考。“以富特文格勒的方式演奏”仅仅是从他的解读方式中学习的过程，而不是复制，因为同样的方式总能导向不同的结果，就像富特文格勒的每场音乐会，即使是连续两次演绎同一部作品，也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但极具深度的差异。富特文格勒对音乐的处理更加自由，在许多情况下强调一种相互的即兴性。总有人批评富特文格勒是主观主义者，但如果深入理解，就会认识到，他那看似频繁的速度变化并非出自自我放纵的想象，而是源于对音乐进行深刻分析和从作曲家视角出发的理解，所有这一切都在追求富特文格勒内心唯一正确的答案。
在富特文格勒辞世70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他，也是在传承和延续他与众多大师所追求的对音乐真正意义的探索。
